2025年12月19日，山东省正式印发《山东省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对火灾事故调查机制进行了重要调整。新规的核心在于首次明确定义了“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”，并据此重构了调查处理的组织体系与工作流程。
《办法》明确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，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火灾，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。” 这一定义为后续所有调查权限的划分提供了基础。
《办法》确立了由政府组织、应急管理部门牵头的事故调查体系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一般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，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组织、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牵头。
较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，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、设区的市应急管理局牵头。
重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，由省人民政府组织、省应急管理厅牵头。
特别重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《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火灾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和有关检验、鉴定意见等调查情况，查清起火时间、起火部位、起火点以及有证据能够排除和不能排除的起火原因等事项，及时作出起火原因的认定，按规定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，作为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。”
《办法》对直接经济损失难以第一时间判断的事故，设置了详细的先行调查程序：
对未造成人员伤亡且过火面积500平方米以下的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消防救援机构先行开展调查认定直接经济损失。若认定损失在100万元以下，按相关规定执行；若在100万元以上，则通报应急管理部门提请政府组织调查。
对未造成人员伤亡且过火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，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先行组织事故调查认定直接经济损失。并根据认定结果（100万元以下、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、1000万元以上）决定后续处理方式。
《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，“未造成人员伤亡且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以下的一般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，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》的规定，暂不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。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开展火灾事故调查，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。” 但同时规定，对可能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，或者特别复杂，或者社会影响特别重大的事故，政府应组织调查或提级调查。
“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”这一概念的法律依据引发质疑。该概念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基础，其法律效力是否高于《消防法》，成为首要争议点。
概念边界模糊也是焦点。按文件逻辑，有物业服务的住宅（物业存在经营行为）、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森林火灾，是否应纳入“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”范畴？若凡与经济活动相关即属生产经营，则可衍生出“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”等诸多概念，这可能模糊社会分工、增加管理复杂度。
《消防法》明确规定火灾原因调查由消防救援机构负责，这里的“火灾原因”当然指一切火灾的火灾原因。但新规仅要求消防救援机构作出起火原因认定，而非全面的“火灾原因调查”。“起火原因”与“火灾原因”是否等同？文件是否有权改变《消防法》的本意，成为关键法律疑问。
新规规定消防救援机构仅能对未造成人员伤亡且过火面积500平方米以下且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以下的一般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展开独立调查，当有人员伤亡时，必须由政府组织且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调查。这与国务院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是否存在矛盾，也需要厘清。
文件要求“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备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”，但未明确具体标准。未系统学习火灾调查专业知识的人，其“专长”如何认定？资格由谁判定？这些空白可能影响调查专业性。
火灾勘查是国家特设布控专业。若无需专业背景即可参与火调，是否意味着该专业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挑战？专业性与综合管理如何平衡，成为实操层面的难题。
传统火灾调查需查清起火原因、灾害成因及起火诱因，但新规仅提及“起火原因认定”，可能导致调查不完整，影响责任追溯。
《消防法》赋予消防救援机构封闭火灾现场的权限。在新机制下，封闭期间，政府牵头的调查组成员能否进入现场？权限审批主体是否仍归消防救援机构？这些操作层面的衔接问题亟待明确。
5.调查衔接的实操争议与定性风险
调查工作的时序与权限冲突：如果承认处理火灾必须以查明原因为前提，承认消防救援机构是调查火灾原因和唯一合法机构，那么火灾扑灭后，在消防救援机构尚未查明原因前，由政府牵头、其他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应何时介入？介入后开展何种工作？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产生职责重叠或工作冲突，影响调查效率与现场保护。
火灾性质的提前定性风险：根据消防火灾调查理论，火灾性质应分为事故、案件和意外事件。新规直接使用“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”一词，相当于在调查启动前就已将事件定性为“事故”。这种预设性定性是否科学？如果后续调查证据表明该火灾是刑事案件或意外事件，最初的定性是否会误导调查方向或带来纠偏成本，成为一个潜在的执法风险。
这份文件的核心变化，本质是生产经营性火灾调查主导权的转移：
从“消防救援机构专业主导”，转向“政府统筹、应急管理部门牵头”的综合调查模式；消防救援机构的职责从“全面调查火灾原因”，缩减为“基础性起火原因认定+小范围事故独立调查”；以“1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”“500平方米过火面积”为硬性分界，划分调查主体与统计范围。
山东的这一探索，是火灾治理的精准化创新，还是对现有法律与专业体系的突破？争议焦点的背后，是对火灾调查“合法性、专业性、完整性”的深层考量，其影响可能超越山东地域，引发全国火灾调查体系的思考与讨论。
